在人工智能风险的国际应对方面，2016年联合国发布《人工智能政策报告》，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途径。

关键词:  行政协议 合同履行 强制执行 公共利益 一、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立法缺位 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纳入受案范围，为行政协议及其纠纷解决提供了初步的程序法依据。因此，在行政协议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隐含着不平等性，协议内容通过优益权条款体现着高权特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仍有被不当限制的可能。

[8]江嘉琪：行政契约关系与行政处分之容许性，载《律师杂志》第12期。否则合同目的恐怕难以实现。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在行政协议的请求权是否可由行政行为加以贯彻这个问题上采取过为宽松的判断标准，那么所有的行政协议请求权均可嗣后作成行政行为加以贯彻，这将使行政协议的根本产生松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仍然是行政法律关系，仍然约束的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和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地位的行政相对人，与平等主体无涉。[10] 反观我国行政法的发生史，虽然上世纪末就行政法理论基础引发的激烈论争促使行政法学研究得到飞跃式发展，但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诸学说始终无一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二）行政协议的存续力与公共利益 认定行政协议兼具合意性和高权性，也就承认了其瑕疵感染性在程度上要显著低于行政行为。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廉政公署的首长为廉政专员，直接向政府最高首长负责，调查对象初期只限于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

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需要厘清各种权力关系。对于新监察制度的学术研究，亦嫌滞后，与该制度之重要性与实践之迫切性很不相称。在我国，反腐败案件查办的对象，主要是党政干部，其中具有党员身份者为数不少。[24]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卡洛娃在研究本国反腐败法律基础中也指出，刑事诉讼法是反腐败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

此可谓纪委在反贪腐中发挥威力之组织上的条件。[5]周鲸文著：《国家论》，天津大公报馆1935年印制，第443页。

（四）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如前所述，在查办违反刑法的案件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实际上行使的是侦查权，并且可以完全剥夺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达数月以上，在这一羁押过程中，取得被调查人口供显然是调查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是律师无法介人其中，不能提供法律帮助，与近些年来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的进步很不相称。从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方案中可以清楚看到，新监察制度仍然以便于查清案情为主要价值取向。法律既由立法机关宣布，执行法律的是行政机关，而解释法律却在法厅的范围之内。对于孙中山的五权学说，周鲸文先生评论说：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虽然他自己誉为正和中国国情，与民主政治的理论，但是也经不起政治科学的试验。

因此，称为留置也好、拘置也好，羁押或者逮捕也罢，都应当提交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批准，才符合宪法保障人身自由权利的精神，才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人们期望从中找寻渊源、获得完善新制度的源泉。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高度的独立性和垂直领导体制。

御史负责整肃朝仪，执法时皆冠法冠，令人生畏。监察权行使需要法制化，是指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进行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新监察体制涉及到宪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均需要进行修改，甚至需要制定国家监察法或者反腐败特别程序法。

监察御史虽然在帝王时代尽其弹劾谏劝之责，于专制时代留一分正气存在。在这种权力架构下，立法权之下的职能分工，增设监察权为独立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力，未尝不可，绳之以三权学说，有悖于我国并非三权分立之国家的基本认识。

除都察院外，明代还设有另一独立监察系统—六科给事中，其职能是对六部进行监督和控制。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设立御史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官，以御史中丞为次官，外领监郡御史，以督郡县。当前反腐败行动在发现实质真实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取向方面，更侧重于发现实质真实。混淆实际，颠倒理论，其结果危险很多。新加坡1960年《防止贪污法》赋予反贪调查局充分的自主权和广泛的特权，例如无须事先取得逮捕证即可逮捕嫌疑人。我国建立新监察制度，需要考虑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延伸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领域。

纪委作为党的机构，调动其他政府力量，也有相当便利，与之相比，检察机关显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地位。我国当代的国家监察制度，也是在权力分工而非分立的意义上进行设置，党权与国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虽然有一定的界限，这种界限与权力的各自独立迥然不同。

其二，双规措施长时间剥夺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是否符合宪法关于人身自由的保障规定，存在疑问。现在的委员会组织称谓，让人们想到它似乎是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延伸。

（一）纪检监察权力运作的优势 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贪腐中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形成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有以下几个原因。御史既为皇帝耳目，有一番制度设计满足皇帝的需求：在京分道司职，不受长官都御史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

行政监察机关的两指，虽有《行政监察法》的正式授权，但是就立法正当性言之，行政机关有权不经司法机关决定或者批准而长时间剥夺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其合宪性也不无疑问。如果检察机关只有特别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就需要配合以辅助侦查力量。在这些国家中，检察机关的行动受到司法部长的监督，而司法部长可以对检察机关发布关于起诉决定的指令。检察机关若能同样拥有这样的授权，是取得成功并发挥其巨大潜力的先决条件。

我国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尚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该公约对我国尚无约束力。因此，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出发，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调查权应当更为灵活，不可受形式规则的约束，结果比手段更重要。

第六，监察委员会调查案件获取的各种证据将成为起诉依据和判决根据，无须检察机关进行言词证据的司法转化，获取口供的正当性要求（录音录像等）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否适用于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案件，取供手段的正当性如何加以保障，成为有待澄清的问题。如今试点工作刚刚起步，随后的经验和不足有待积累和总结，未来应当根据试点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决定以什么方案在全国全面推行，这才是对待一项被称为重大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的稳健、务实的态度。

以留置为例，这一词源于日本留置场的称谓，除留置场外尚有拘置所一词，都是这一羁押场所的名称。就如在帝王专制时代的中国一切立法行政司法都由他一人包办，虽然有很多人替他办事。

这里提到的监察专员人数极少，他们有权进行调查，也有权提起诉讼，有关机关有义务提供协助和予以配合，但是没有强制性权力，更没有羁押权，而且行使权力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权行使违法不当的情况。党的纪检机关则不然，它要直接办理案件。三是纪委在调查贪腐案件中不仅调查违纪问题，也调查违法问题，能够运用调查权将党员干部的贪腐一查到底，直到水落石出，然后分别情况作出处理。[15]周鲸文著：《国家论》，天津大公报馆1935年印制，第443页。

一是纪委掀起廉政风暴，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党的组织能否以调查对象身份的特殊性（党员）为理由，不受宪法关于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序性限制之约束，是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纪委 监察委员会 法治 正当程序 检察院 。在这么长的调查和羁押过程中，将律师排除在调查过程之外，调查过程的正当性难以取得公信力，最终会影响到法庭裁判的社会接受度。

贪腐案件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贿赂案件的隐秘性很强，需要特殊侦查手段才能得心应手。第四，国家监察委员会查证案件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使辩护律师无从行使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